1958年12月13日，战天斗地的三门峡人，一举锁住黄龙，驯服的河水顺着扩挖娘娘河而建的梳齿奔泻而下。这年冬天异常寒冷，但开挖健儿顶风雪、踏冰凌，大闹“龙宫”竟连春节也顾不上休息。五九河开，树梢仍不见一丝春意。日渐稀疏的爆破声，似乎预告着:“浇筑元帅”就要升帐了。

1959年，工程局党委发出了大干“100万”的号召。一场多工种、大兵团、机械化联合作业的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笔者虽亲临其境，但360多天波澜壮阔的史诗，绝非几千文字所能概括，仅以铭心难忘的片断，以飨读者。

让巨龙腾飞的指挥员

50年代，我国还没有大规模机械化浇筑大坝的经验，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工程局组建了混凝土浇筑系统诸附属企业，包括砂石开采、铁路运输、拌和冷却、汽车运输与机械吊运这一整套专业分局，人们形象化地叫它们“一条龙”，这条龙好长：头在坝址，尾在50公里开外的灵宝。临战前，整个系统已规模初具，谢辉副局长统率全盘，齐文川副局长坐阵调度。摆在各级指挥员面前的艰巨任务，就是让躺在地上的巨龙腾飞起来！

负责浇筑大坝的二分局第一任书记王英先，当过部队的政委，是个亲临火线的闯将。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副总理视察三门峡，他带头在隔墙顶上苦干了一夜，使领袖们看到了宏大的浇筑场面；在大填毛石时，他亲自指挥吊车把一块三立方米的大石吊到仓内，还站在石头上留了影。  

万事开头难，经过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很快突破了日浇1000立方米的大关,以后,再突破了日产3000立方米大关时,矛盾暴露了。首先,大坝的“口粮”——砂石料供应不及。原因是运料列车要经过相当长一段陇海铁路线。陇海线运输繁忙，“给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铁路分局党委书记罗智亲自上车扶闸把,试验双机、三机牵引特长大列。列车沿站不停直达湖滨站。住在三门峡的人,谁没见过那宛若长龙一般的特长大列,昼夜不停地向大坝驰去。夜里,火车下坡时,刹车闸瓦烧得透红,远看就象一条火龙。砂石大列试验成功后,满足了持续4个月超1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骨料供应。

拌和系统也经受了考验,他们在砂石喂料、转运、称量、控制等方面做了很多改进,4座进口拌和楼都超过了定额出力,每小时生产达到500立方米以上,支持了二分局的浇筑高峰。

汽车分局挑选了最好的司机和汽车，与机电分局的吊车密切配合,坝二分局土洋结合,耍起18般武器,使系统高速运转。终于在5月份创造了月浇筑12.2万立方米的最高纪录,比4月份提高11.1%。

二分局第二任书记泰定九,教员出身,办公室靠墙摆一溜书橱。记得他第一次主持月计划会时,是用两句诗来结束的:“春暖花开筑大坝，不冷不热正当时。”那时，日浇筑高峰已达 3000 立方米，系统运转顺利，巨龙已伸直腰杆，就要起飞了。每次开生产会时，名队队长列坐两旁，带头的是刘天申、张继发和朱玉升，一靠桌椅就打瞌睡，有时还带点鼾声，在那大干的年月，经常通霄达旦是几夜不下火线，也真难为他们了。有一次，工务科刚谈完，不等众人开口，张继发就醒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老刘总是对别的队提点意见，老朱常吸地说:“有围难，自己克服吧。”好在计划都在下面碰过，秦书记理解他们，从不计较这些，总是说:“只要大家努力，差一些下个月再补回来。”他接着再讲机关干部下现场，三班值班抓落实的事，很快就散会了。

第三任书记刘书田到任后率先整顿质量。合格证分甲、乙、丙三等，现场挂牌比高低，各班组争先恐后，工地上一派文明施工景象:凡进清洗过仓号的人，都要先洗胶靴。这时，坝体升高，轻轨找桥与塔吊系统刚刚形成，运吊环节怎么也不顺当，月产量落在10万立方米以下，田茂先局长甚为着急，他带领老模范夏成德(调度室主任)在栈桥上抓立模--试验大面积组装模板与混凝土重力式模板:中路抓轻轨运输调度;桥下开辟漏斗台车与震动溜管下料。没多久，就恢复了10万立方米月浇筑量。书田同志擅长调研与“弹钢琴”，常从纷杂现象中找出关键所在。在向他汇报计划或工作时，总能点出要害，提出些名堂来。让我们这些天天跑工地的人，点头称是。

谢辉副局长的主帅风范，令人久久难忘。他是山东人，爽朗干练，有个急脾气，批评起人来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内心却和易宽厚。有一次把混凝土队队长高连业一顿好“克”，完了却批给他100块急需的薄铁板。老高好高兴，连呼“批评得好!”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曾经被他叫到桌前，指着鼻子批评，待我说明情况后，他却笑了起来，连说:“是我批评错了，就在这里一块吃饭吧!”看得出，他的笑发自内心，使人心里热呼呼的。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在 1959年初夏，当时，“卫星”满天飞，门峡已被看做“最洋最保守”的典型。起初，我们不信邪，心想反正“出水才看两脚泥”呢!但终究顶不住风风雨雨，于是利用深槽回填的有利地形，搭平台，架溜槽，布置吊车与栈桥，摆出围歼架势，要放一个“万方大卫星”。那天傍晚，谢副局长浴着夕阳巡视工地，问道:“工地静悄悄，是咋回事?”我汇报之后，他脸色沉重，问:“这笔帐你是咋算的?是每天浇 3000立方米多?还是5天浇一万立方米多?”我说:“这帐好算，5 天浇 15000立方米多。”他又说:“机械化施工的规律就是均衡高产。图个虚名，准备四五天放个“卫星”，打乱平衡，还造成人力物力浪费，这得不偿失呀!”一句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随即重新部署，当夜就开盘正常浇筑了。这件事，我一直引以为训。回想起在那个年代，有这样头脑清醒的领导，在他手下工作，要少犯多少错误呀!

土办法浇出高速度

苏联列宁格勒设计分院的大坝施工组织设计原是采用高栈桥，轻轨运料，配25吨塔吊浇筑混凝土的。此外，还专门设计了高架缆机作为辅助设备。因各方原因，缆机迟迟不能投产，栈桥桥又要在坝体上生根。如果坐等栈桥修建，浇筑工期拖后，那么浇筑100万立方米混凝土、提前一年发电等等都将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等不靠，土法先上，千方百计为形成栈桥系统创造条件。这是我们二分局职工的努力方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施工专家果尔洛夫，在 1959 年下半年首批回国。他在和我们满怀深情地话别时道:“谢谢中国的同志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这么多的办法浇大坝，使我老来学到不少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感谢他，不少东西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事先谁也想不到，大坝浇筑最初还是靠官厅来的棚工搭平台“棚工”，原是给老北京的达官贵人搭红白喜事大棚的。解放后，为官厅进水塔架起悬空棚架出了名。一个头头曾吹嘘:“给我三干杉杆，我能搭个悬桥横跨永定河!"来到三门峡，要在七八米高的仓号上，搭起一个铺三条斗车线的承重平台，说来是够玄的，一个满载的斗车足有 1700公斤，加上倒料时那一颤，两吨多是少不了的。平台下挂着10来道溜筒，加上钢轨道岔统统压在这错丝绑的架子上，哪受得了?要用十来个10厘米见方的混凝土柱支撑着(以后改用钢筋柱要方便多了)，就靠人推斗车，硬在右岸非溢流坝浇了足足1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

以后，坝基深坑交出面来，上下高差几十米，“斗车平台"使不上劲，棚工又在深坑边上搭起条条溜槽(俗称溜子)，上接盛料斗，溜子上每隔三四米挂上溜筒，自上而下，依序下料，仓面也还均匀用它给深坑填了底，“三方吊”才可以登台亮相。说起“三方吊”，原是苏联出产斗容3立方米的电铲，号称“乌拉尔巨人”。它在开挖中出尽风头;退役后，也不能闲着，拆下斗柄换上扒杆再到大坝上显身手。这家伙连扒杆和配重近200吨，可难伺候。扒杆出来不能俯仰，走起来履带板咔咔直响，路而要垫上石渣，铺上碎土;汽车向卧罐卸料，老远就要掉头，对位;准备一个仓号要忙乎几个班，难怪使惯了臂吊的师傅们，见了它就烦。想不到一遭生，二遭熟，不多久，这个半土不洋的庞然大物启然跨沟过。坎，爬坡上岗，大出风头，顺溜溜地浇出一个商湖来!32年以后，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赵福江来到某工程任副局长，那儿也开始用“三方吊”，老赵向混凝土工“讲古”，说三方吊一个班能说 800 立方米不少人说他“乱弹琴”，老赵叫我给评评理，我说“怎么不真?但拿到今天可难说了”。为什么?且不谈客观场地、交通条件，当时的"一不停”(24 小时拌和、汽车、吊车不停);浇筑工把好菜热饭送到品车司机棚里，自己却用手绢包个馒头拴在脖子上抽空才咬一口，另一只手还忙着摘钩、挂罐;打旗的与吊车司机默契的配合，居然把一个吊运循环时问，压缩到1分 45秒……不然，怎能创出这样高的纪录呢?

五六月份，十几个坝段全面开花，“三方吊”也忙不过来，二分局又面临“有饭吃不下”的局面。大家都想，能让汽车直接卸到仓里就好了。以往，在溢流坝护坦浇筑时，不是没有试过，就是在就地文模浇筑的混凝土柱上，架上特制的大钢梁。“三方品”围着仓号忙乎了一个多星期，才把钢梁架好，一个桥上只能上一个汽车卸料，料下来一堆一堆的，要费劲的用锹平摊，浇了一天，就吹灯拔蜡另起炉灶了。这次幸而老专家果尔洛夫提供了三角钢筋柱架桥的经验，浇筑工出主意用钢轨正反扣拴接固定成跳板梁，成为汽车栈桥，个仓号三条(最多用过四条)，梁上安卸料漏斗，准备起来方便多了，如果回车条件好，一条汽车栈桥一个班可以浇 200立方米，若不是怕平仓震捣来不及，再多一些也是可以的。副国如前面所讲，18般武器齐上阵，在栈桥系统没有形成以前(九月份才正式通车)，四至六月份月月超10万立方米，其中五月份创月浇筑12万多立方米的全国纪录。这个纪录，在20多年后，葛洲坝电站施工时才被打破。笔者写这一段，绝无意崇“土”贬“洋”。谁不知道布置好栈桥、缆机浇起来又快又好，正如现在已进入电子时代，我们仍缅怀过去“小米加步枪”时的历史一样，感人的还是那股革命加拚命的干劲!

三门峡人火热的情怀

在那火热的年代，有高度觉悟的三门峡人的激情与干劲，虽时隔多年，仍历历在目:

大干的年月，工人们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竞赛活动是在浇筑队大班间展开的。有一次，小班在仓号里交接，接班班长杨槐跺着脚，指着手表叫喊:“老刘，你太不像话，都过了5分钟，咋还不上来交班?”仓里满身沾着灰浆的刘玉林，一面指挥工人震捣，一面回答:“这几罐料不震完，绝不上去。”

当时，混凝土队分三大班。龚正汉、孟庆喜和刘永治是三个大班长。龚正汉和孟庆喜号称龚大炮和孟老虎，都是猛打猛冲的干将，浇筑量总是交替上升。只有刘永治这个老，产量老是低，但谁都知道他们大班个个都是清洗、准备的能手，那风水枪使起来简直就如“疾风扫落叶”一般，通常都是他们班取得开盘凭证，等浇不久就该交班了。所以，高产纪录的真正功臣该是这个“老”大班长右岸非溢流坝16段缺口封堵，是我所经历的一场特别激烈的战斗。这缺口原是留作连通上下游的施工通道。在汛期，大坝初期蓄水，口子必须堵住。突然间，预报洪水将提前两天来临，上游围堰已经拆到设计要求的过水高程，这时，缺口两侧的坝段已经浇了20多米高，近千平方米模板尚未拆除，要封堵的这个坝块，模板钢筋、止水灌浆埋件工作量集中，混凝土基础面上垫碴让车轮和履带压得死硬。“洪水就是命令!”大家深深懂得这句话的份量。必须在一天内把仓号清理、准备售当，要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较正情况，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依序进行昨说也完不成，这个造皮可架么排呀?

真是愁死了!愁来愁去，大家说“进度不是排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晚饭后，木模队两个突击队队员跟着扛着队旗的队长胡九生平则松到工地连夜把两侧模板拆光，随后，号称300人的木模队红成的搬运队，把模板全部清光。天刚蒙装亮，混凝土队三个大班正副班长带着齐刷刷的尖刀连来到了现场，一场与洪水争分布秒的成斗开始了!只见模板先上，钢筋、埋件从天面降，送压在仅200平方米的仓面上，清面工风镐尖突突作响，耳欲聋;风水枪随之面至，飞砂走石，更是吓人。仓内工人连眼都睁不开了。孟老虎大喊。“怕冲的走开!”张继发、刘国藩背顶着风水枪，吆喝着:“不管这一套，给我上!”风水枪的冲击声，人们的叫喊声和大千的场面，交织成一曲激动人心的战歌。那时，我也站在仓号里，见此情景，脸上的灰浆，水与热泪混在一起，哽咽得半天说不出话来。16 小时后，仓号验收合格，第一罐砂浆已经铺在仓面上，大家一觉醒来时，拦河大坝已安然拦住了黄河初澜。

工务科的战友们

我们工务科的同志都是年轻人，我这个科长也不过 30出头。科内8个人分工明确，各有各的岗位。黄廷恺，四川人，小个子，擅长各方组织联系。主抓混凝土的施工布置，在第一孔汽车栈桥开盘时，硬是站在桥下，看看行不行;李隆宪，为人随和，头脑灵活，主意多，动作也快，在混凝土重力式模板试制和漏斗台车推广时出了不少力;乔滅洲内向，话少心细，小本子上细部图总是工整齐全，分了

抓钢筋、各种坦设件与仪器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张宝声到科里晚了一些，吃得苦，分工抓帷接缝灌浆与冷却通水，这些活，眼看不见，全资料整理，成天钻廊道;陈瑞麟是个女同志，广东人，大眼睛，长辫子。她虽是抓长期计划的，但天天不离工地;罗悦芳是个老陕，白净脸，柔弱的身子，细声细气像个姑娘，让他排班做日期、每期计划，可难为了他。朱玉升开玩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剪卜”的手指往黑板上抹，一抹就得提前一个班”;赵福来，得过肺病他常住新城，就让他抓预制厂的工作;最后，就是小齐，齐玉珍刚来时还是小姑娘，未说先笑，她一个人把图纸档案，生活后勤全包了，午时，屋里就剩她一个人看家。

在大战100万的1959年，工务科这一伙人成天累夜泡在工地，清早碰个头后，就都跑到仓号抓计划落实去了。图纸当场画，合格证就地签，协助调度排忧解难，吃晚饭时才又碰在一起碰碰情况。晚上除了去值夜班，还要看图查资料，为第二天做技术准备。到出旬、月计划时就更忙了，一起碰计划，刻腊板，印刷装订。那时，工程实际进度，有时会超前于计划，所以计划要紧跟，这在别的工地还很少见呢。科里的同志个个都能独立作战。记得有一次，我因事外出三天，来不及告知大家。回来后，李隆宪开玩笑说:“科长失踪三天，我们可照常工作呀!”这些同志经常深入工地与基层班组打成一片，施工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在不同专业方面都有创造性的成就，个个成为后续工作的技术骨干。使我感到内疚的是，过度的劳累也使大家弄了一身病，有的早已病退。虽然如此，当我们偶然相聚的时候，无不怀念在三门峡那热火朝天的日子。我写工务科并不是为了表功，像三门峡大坝这样宏伟的工作，绝不是小小的分局工务科可以左右的。他们不过是机被上的几个螺丝钉，“一条龙”上的儿根连筋细骨，在巨龙腾飞时起到细小关节的作用，值得他们自家的是当满头白发，回首往事时，不会为流逝的年华感到遗憾!

1991年1月于蓉城

李子铮 1927 年生，河北清苑人。194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56 年至 1965 年任三门峡工程局筑坝二分局工务科长、局技术处代处长。曾任水电七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局长等职。现为四川省电力工业局副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