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新中国的第一缕晨光洒向三门峡谷，一群身披星辉的水利先驱在这里集结。他们以赤子之心丈量黄河脉搏，用科学智慧驯服千年洪流，在激荡的浪涛声中铸就了“万里黄河第一坝”——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项工程不仅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更见证了一代院士用青春与热血浇筑的信仰丰碑。

汪胡桢

1957年3月，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汪胡桢就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问题，作了《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必须有助于我国水利技术科学的成长》的发言。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汪胡桢作了《有关三门峡水库的几件事》的发言，认为要使三门峡水库发挥最大的作用，必须重视三桩辅助工作：第一，要做好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工作；第二，要做好上游移民工作；第三，要做好下游河槽整理工作。

1958年11月11日，三门峡水利枢纽截流指挥部正式成立，汪胡桢为总指挥之一。

汪胡桢是一位非常富有创新精神的总工程师。在技术问题上，他敢于负责，敢于突破。人门岛开挖，苏联专家提出开挖规划是2/3的设计开挖线，深度是每次开挖要去掉2/3，保留1/3，以避免设计开挖线的震动、破裂。但是，这样的进度不能保证在一个枯水期季节内完成开挖任务。汪胡桢就动脑筋，自己试验，提出深孔爆破方案，一次开挖就可达到设计开挖线的保护层，即1.5米，并且不影响下面的岩层。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说怎么保证设计线下面的岩层不受破坏呢。汪胡桢说，可以通过试验证明。试验下来，果然没有问题，苏联专家才同意，开挖进度因此大大加快，提前完成了任务。大坝的混凝土浇筑冷却是个技术难题，汪胡桢对此下了很大功夫，提出多种方案，自己动手反复试验，最后提出在坝体预埋冷却水管、水泥中加冰水进行冷却的措施，保证了大坝的浇筑质量。

汪胡桢在工作上与设计分局、技术处和专家工作室有较多接触，对于从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送来的设计文件和图纸，他都一一审阅，有时还拿起计算尺进行复算。凡是由他审办的文件，他都认真细致地处理，甚至对各种文书的字体都有严格要求，规定在工程图纸上的文字书写必须是仿宋体。

汪胡桢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专家教授。他常在闲暇时提出问题让大家“协同思考”，注重探究“所以然”以开拓新思路。针对三门峡重力坝建设，他深入研究混凝土浇筑温度控制问题，指出骨料预热、制冷降温及冷却水管等措施影响进度和成本。他强调坝体温度稳定后才能并缝灌浆，并精确提出水泥浆填充量要求。他主张粗骨料间填细骨料，细骨料间填砂子，空隙填水泥，科学配比形成密实体。他指出仅15%-20%水泥起胶结作用，余量导致水化热问题，因此提倡掺粉煤灰、纸浆废液，采用辗压混凝土、通仓浇筑及埋填块石等节约措施。这些50年代的前瞻性理念虽未被当时苏联专家采纳，但在90年代得到广泛应用。

因三门峡工程建设的需要，要从三门峡市到大坝工地修一条公路。汪胡桢主张修一条永久性高质量的公路，他认为：有高质量的路面，汽车的功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汽车零部件的磨损才能减到最低限度，使用寿命长，耗油量少。当时，工地的运输车大部分是进口的，代价很高，有了这样一条高质量的公路，就等于节约了大量的维护修理费。从三门峡大坝将来运用角度看，这无疑是一劳永逸的长远大计。黄河规划设计院采纳了他的意见。实践证明，他的这个主张的确是远见卓识。这条公路的确是我国当时所有水电工程工地中最好的一条公路，到如今路况依然良好，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

1959年4月，汪胡桢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作大会发言，介绍三门峡工程进展情况。6月26日至7月2日，由水电部组织的全国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查组，在三门峡工地举行质量检查会议，并进行现场施工质量检查。检查组成员有中国专家和前苏联专家共70余人。会议期间，专家们听取了汪胡桢关于三门峡工程施工过程及措施的报告，审查了三门峡工程各项质量检查资料，深入现场核查，最后一致认为三门峡工程质量是良好的。

1960年9月，汪胡桢调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2013年更名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院长。